短片實驗室｜安哲毅、林仕肯：讓想像與現實接壤的製片

本堂講師分別是曾以《刺蝟男孩》獲金鐘獎最佳連續劇、最佳編劇獎，現任電視劇《植劇場》製作人的安哲毅，以及近期製作過《百日告別》、《屍憶》、《目擊者》的製片林仕肯。兩位將以多年來的實務經驗，講解短片企圖、製片任務、製片與導演的關係，如何分析劇本、張羅資源，以及攝製策略的擬訂。

主創共識決定一切

課程開頭，林仕肯先放映自己拍過的三支短片《狙擊手》、《低氣壓》、《七歲那年的初次見面》讓學員練習估預算，「這三部都是我跟導演非常有共識下的產物，我在接一部短片的時候，會先想三個問題：我為什麼要接這部片？我跟導演關係是什麼？接了之後的目標在哪？電影製作最主要還是人跟人的相處溝通，那是會一加一大於一百的。」

《狙擊手》是他和導演程偉豪 2009 年的作品，由於近三年工作人員薪資水平約成長 1.5 倍，片子若是現在拍，他估計需要 150－180 萬預算，當初能用半價拍成，靠的就是導演和製片的共識。

「拍片過程中，資源也是很大關鍵，同一個劇本，在不同資源、目的、企圖心、導演製片組合之下，會產生不同狀態。《狙擊手》拍攝器材全部是用學校的，當時很多劇組人員是業界人士，因為大家很喜歡這個劇本，所以願意在空檔來幫忙，也因此我們時間非常壓縮，連續 7 天每天超過 18 小時拍攝，素材可以剪兩小時；後期沒有進入正式流程，拍了之後導演自己拿回家轉檔、對同步、剪接，連動畫都自己做。」除了財力之外，人力也是資源，全盤考量後才有辦法確認預算規模，這些又會影響時程安排，主創的共識跟企圖心則會影響這支片要做到多好多滿，每個環節組合都會產生實質上的差異。

拍《狙擊手》時，林仕肯身兼製片、副導、美術助理、場務、司機，他認為製片跟副導八成的工作性質是類似的，副導負責協助導演，但思維上又必須跟製片 match，「製片的好朋友其實是副導，因為副導會整合出具體的需求，有時候導演的創作沒把細節說得那麼清楚，副導就要統整給製片，才有辦法進行之後所有工作。不過，副導還是會比較站在導演觀點去看事情，但我是製片，我得就事論事，多少錢做多少事。」

副導與製片，是電影的兩個火車頭

安哲毅也認為一部戲在執行面上，副導和製片就是兩個火車頭，製片是對外的總管，副導是對內，負責區塊不同但必須密切合作，「如果兩人不走同個方向，片子就完蛋了。」林仕肯進一步說明，這兩個角色都需要和主創團隊對接，副導主要功能是做細節溝通，確定之後再告知製片每個部門需要如何執行。

前製階段的工作架構：八件事項、兩個表、四場會議

八件事項是主創讀本、演員選角、初步勘景、複勘、技術勘景、演員讀本觀摩訓練、定裝、試拍；兩個表是工作大表、拍攝行程表；四場會議是製作會議、分組細節會議、分鏡會議、攝前會議。以下分項說明。

主創讀本：前製作業環節裡紮下成功基石的第一步，這會是所有人知道或理解劇本和導演最關鍵的階段。主創必須把劇本分解，能解多細就解多細，開會時就會有很多疑問跟細節要跟導演切，那些就是所有畫面上要呈現的東西，拆解得愈細，現場出現的問題就愈少，因為都預想到了。有時長片過本要過一整天，為了讓大家集中精神會輪流念劇本，一來專心度會提高，二來唸過會比較清楚。

演員選角：有時會在正式進組前先找，舉《七歲那年的初次見面》為例，去年二月開始找演員，因為導演要求素人，不要兒童演員，找到五月開拍，因為是素人，所以還要參與表演課、戲劇開發等訓練，這些會影響到拍攝期表。

勘景三部曲：有時會在進組前就開始看景，看一輪後提出選項，複勘時決定，當所有場景選好之後進行技術定勘，帶著美術、燈光、攝影甚至有時還有場務組去看怎麼打光、走鏡位、佈置，確認場景的透光面、場地限制、有沒有室內電源等。

演員套裝行程：讀本是導演去了解演員，看他知不知道自己的角色，同時間導演會讓演員做一些角色功課，像寫角色自傳等，在讀本時討論；定裝通常是開拍前的一個禮拜左右，一般會把排戲、讀本、定裝行程排在一起，就不用再請演員單獨來一天。

兩個表：工作大表是副導要出的，裡面有順場表跟分景表，這兩個表會再長出無數個表，包括場景表、演員表、美術道具表、臨演表、特效特化表；拍攝行程表必須是副導跟導演討論完之後，製片再跟副導切出共識。

四場會議：製作會議第一次是各主創提 reference（參考），第二次是修正，第三次是定調，中間要隔多久就看片子有多複雜。當場景選好、美術陳設都設定了，接著就是分鏡，所以分鏡會議會安排在技勘之後。再來是攝前會議，它是開拍前所有工作人員碰面的機會，主要由副導帶領。 像場務組因為在前製會議不會出現，但那天就可以請他們來，告知拍攝注意事項等等。

跨組協調的眉角

學員提問，有些導演跟攝影不喜歡畫分鏡，該如何因應？林仕肯認為至少要寫出文字分鏡，「以現在台灣拍片來說，不要再沒有分鏡了，我們資源有限，沒有足夠時間，除非是大師或很有錢，不然必須把時間跟預算精準使用，也不要現場拆，因為到時剪接可能會出問題。」

關於分組會議的現實狀況，林仕肯繼續說明，如何分組要視片子複雜程度，也要根據每部片的內部組成來開會，像《目擊者》有車輛特效組，所以開大會時他們也是主創之一。因為沒錢，撞車戲只能拍一次，很多細節必須紮紮實實去控管，「攝影上也要討論，那一場我們擺了九部大大小小的攝影機，有 Alexa 兩台，A7s 兩台，GoPro 五台，除了攝影機我們沒有其他備案，所以不能拍壞，這就要回到前製期所有的溝通，剪接上也可以再避掉一些瑕疵。」

安哲毅表示，分組細節會議的組織者是副導，像演員造型定裝這條線的行程，就需要跟製片組串聯，有單組會議跟跨組會議；特效會議就一定會跨到技術組和美術組。若是大規模的片子，每個禮拜會有不同的小組會和一次大會，因為很多工作都需要跨組協調。

正反向思考預算限制下，新的製片角度

廣義的製片工作並不限於拍攝執行，行銷、贊助也都包含在內，但林仕肯坦言短片商業效益不如長片大，談贊助會比較失望，他自己拍過的短片沒有一支成功拉到贊助，「既然開不了源就要節流，所以導演跟製片一定要合而為一，才有辦法把這麼辛苦的工作撐完，製片在短片創作還是扮演比較理性的角色，不理性的話預算就爆了。但是當時會接《狙擊手》也是因為它太有趣了，那時沒有這樣的片，也沒有人敢玩這樣預算的片。」

導演跟製片一定要合而為一，才有辦法撐完辛苦的工作。

安哲毅補充，製片的任務普遍被定義在如何精簡開支，而他認為製片其實分成會管錢跟會賺錢的，「我們現在都是根據手上有多少錢去做事，但可以換一個角度，先想這部片未來有多少回收，如果你相信它有潛力，可以先投資，製片應該開始練習這樣的思考。國外的製片課都在上法律跟財務，懂法律就知道怎麼制定合約，懂財務跟會計就可以精準制定預算，台灣的狀況沒有這麼成熟，但我們真的非常需要這樣的製片，現在也會看到新的職位叫『隨片會計』，所以做製片的眼光跟角度可以開始不一樣。」

劇組全員入戲之必須

在《目擊者》此案中，林仕肯擔任的是 Line Producer （執行製片）職務，主掌執行與拍攝，但在創作面上與導演的討論也不可少，「我因為跟偉豪長期合作，如果覺得他在劇本和執行有盲點，或我覺得怎樣比較有說服力、有效果，就會提供意見給他參考。但市場操作面我的參與比較少，製片如果要做到更前端的事情，必須開始參與這些事。偉豪是非常有商業性格的導演，他的想法已經滿往那邊走了，但像《目擊者》他原本想多撞幾次車，這樣要多花錢，就不一定回得了本，我會給他這些實質上的建議。」

任何部門都不該認為劇本、創作與自己無關。

安哲毅叮嚀學員，劇組任何部門都不該認為劇本、創作與自己無關，他發現很多製片助理可能都不太看劇本，尤其當製作規模愈來越大，這種情況愈普遍，「我也會感覺到攝助來現場是沒有看過劇本的，他認為他就是開車來、把機器帶到、要多少鏡頭裝上去；生活製片可能也不太管劇本，但這些都對戲非常重要，我會提醒工作人員，每天收工不管再累，都要拿著支配單再翻一次劇本，像生活製片如果了解早上拍什麼戲，就會知道中午買什麼便當大家會是舒服的、什麼時候多補一個飲料是適當的時機，這些看起來好像沒什麼，但你如果有在戲的狀態裡，做出來的就會不一樣。」

林仕肯趁機表揚合作過的夥伴：「《目擊者》在東眼山連續拍五天，那時是冬天又下雨，這時生活製片就發揮熱情，讓劇組在罕無人煙的地方吃到熱騰騰香噴噴的便當，讓大家在又冷又濕的狀況下重新提起力氣拍下去，所以我們就在現場炸鹹酥雞、煮麻油雞。」

製片、拍片該把持的工作態度

學員提問，拍攝期間製片組應該注意哪些事項、抱持什麼工作態度？林仕肯回答：「場景都是租或借的，維護跟復原非常重要。2016 年我在高雄拍了一部大陸片《青禾男高》，古蹟場景被韓國武術指導不小心踹破兩個洞，我們還在走法律程序當中。所以攝前會議就要討論所有場地資訊，其實我不管做短片或長片，都會出一本製作手冊，內容包含工作人員重要事項、大表、拍攝表、劇本、所有場景地圖，跟該注意的事情。像《一萬公里的約定》也上了新聞，我們去九份拍完，地上有一張攝影組不知道哪裡掉下來的紙片，被撿到後，旁邊的住家就說我們是垃圾劇組。」

製片組要擋車、擋人、聲音控制，林仕肯提醒和民眾溝通時說的拍攝時間，能說多長就多長，盡量爭取時間。但也不要因為硬擋造成失和，敦親睦鄰格外重要，讓所有鄰居至少不討厭劇組來拍片，不要讓大家覺得拍片的人沒素質，這是每個電影人的責任。

安哲毅因歷任過美術、副導、導演、編劇及製片職務，對不同崗位的工作心態特別有體會。他表示自己是在師徒制的環境下成長，做完副導之後，師父要求他去做製片，因為導演必須了解別人工作的困難，「我做了一陣子製片，第一次當導演時最自豪的，就是我在時間內、預算內拍完，還省了滿多錢。但我交了半年交不了片，因為拍的時候太算計，變成製片的思維在拍片，忘記你其實在做導演。」導演是否得有製片經驗，他持保留態度，但強調「了解他人工作困難」的重要。

至於目前最棘手的工安與工時問題，兩位皆表示一時半刻無法解決，加上台灣保險制度仍非常初階，沒有真正的完工履約保險，場地只能投保第三方責任險，但古蹟不在範圍內，器材更是不知道去哪裡投保，林仕肯說，《目擊者》的撞車戲本來想讓大攝影機放在車上，卻礙於制度現況，只能捨棄那種拍攝方式。而人員工安部分，現在長片在重要場次都會配備隨片醫療人員，安哲毅建議，依照勞基法規定，一定人數的工作環境必須配備勞安人員，有意從事製片的學員，去參加工會舉辦的課程，就可以具備勞安人員資格。

「我一直希望製片拉表可以格式化，但這必須回到劇本格式的標準化，可是念電影系的學生，老師給的表格一定都不用，都要重編一個自己喜歡的。國外因為劇本已經格式化，所以可以延伸出從劇本到製作段各式應用表格的軟體，但台灣現在沒辦法辦到。昨天易智言老師來短片實驗室上課，說他當完優良劇本評審看到頭都昏了，因為每本格式都不一樣。」最後，安哲毅提出這個更源頭的待解決事項──劇本格式標準化，與學員共勉。

註｜本文為 2017 SHORT LAB 短片實驗室春季班課程「前期製片實務」活動記錄。
 
【2017 SHORT LAB 短片實驗室】
由中華民國電影創作協會（簡稱電影創作聯盟，TOFU）主辦的短片實驗室，是針對欲從事影像創作的電影新鮮人所籌劃的影像教育機制。一年兩季，春季班以前期製片及劇本故事為主；秋季班以後期製作及粗剪為主。希望在一般學校體制之外、以及各種徵件／補助／競賽之前，提供另一種開放／學習／實作的互動平台。短片可以天馬行空、自由創作；可以實驗各種可能、形成同儕關係；這是實踐的「培養皿」，也是一種「做中學」的精神。

【孫志熙】
曾任《CUE電影生活誌》、《SCOPE電影視野》主編。現從事專欄與文案寫作、短片推廣、獨立製片、跨國當代藝術組織台北組頭、地下電台主持人等，擁有多重身分與很多款名片。